《同年帖》（见图）亦称《金部帖》，是李建中写给他的朋友“金部同年”的一件信札，文乃托其朋友照顾他的子婿。此帖系纸本，行书，纵31.3厘米，横41.4厘米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元人陈深长颜平原行书：“纵笔浩放，一泻千里，时出遒劲，杂以流丽，或若篆籀，或若镌刻，其妙解处，殆若天造。”作为宋初的书家，李建中书法更多地承续着唐代大家颜鲁公《祭侄稿》、《争座位》二帖的神髓。此帖书风结体紧敛，庄严茂密，刚正宏伟，甚具鲁公收作阳铡壮美体例。开篇第一行“部”字的竖式用笔及“披”字捺画，乃鲁公书中典型的“肥美”形态。更因“同年”的连笔运用，打破了因用笔沉稳易坠入板滞的困囿，于沉稳中又显出一种妩媚多姿来。气势的连贯，笔力的苍涩，是此作较为突出的特色。通篇有较多渴笔的运用，尤以第四行的“蒙”，第九行的“周庇也”最具艺术效果。从浓厚的墨色到满是飞白的自然过渡，也表现着一种书写的自然。从这种自然中，可品出李建中在中锋的挥运中不激不厉的平和心态。黄庭坚曾谓李建中书“肥而不剩肉，如世间美女，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”。用此说概括李建中《同年帖》，亦是甚为恰当的。
信函手札之书，一般而言，尺幅俱不大，所以挥运书写较容易把握，也好发挥书写者的书法水准。如果说随心所欲、信手拈来是书法艺术的最佳表现状态和最高境界，那么此作不事雕琢的朴实之态，亦同样耐人寻味。字距小于行距的书写体式亦具晋唐手札体式的遗风，特别是几个下式留空的分段的间法布白，已为时今的书家所广为取法。文中的两个“金部同年”都高出正文一部分，是出于礼貌而特意为之，但无疑在此中都是较为“显眼”的。此作中最后几行小字，显然同前言语风格略异，不类一时所书，想是前作的补充。总的说来，此作的艺术风格与特征全由前、中两部分来反映，结尾的几行小字，有些字或是因篇幅原因所限，未能发挥出同前面所写部分一样的艺术效果，是一大遗憾！
李建中作为北宋初年的书家，其声名未及其后的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响亮及影响深远，这在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。是否是其书中颜书的承续成分太多，未及炼化出新，而未更多地显出己意，未及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的书风那样别具一格？我想，这是其声名未响的主要原因。同样的是取法颜书，清季的何绍基就比李建中高出了很多，是否是取法碑版加以融合所致？从李建中《同年帖》中可以得出一个讯息，就是书法的取法在广博的同时，怎样加强消化的问题。但李建中对行书运笔传承的挥运之法，对其后的米芾“刷”字实有启发之功，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。苏轼谓其书“格韵卑浊”，则可看成是一种毫无理据的横加指责，可能是对其在行书上无多新意的一种轻视。
唐代书家虞世南在《笔髓论》“释行”一节中说：“行书之体，略同于真。至于顿挫盘礴，若猛兽之搏噬；进退钩距，若秋鹰之迅击。故覆腕抢毫，乃按锋而直引，其腕则内旋外拓，而环转纾结也，旋毫不绝，内转锋也。加以掉笔联毫，若石璺玉瑕，自然之理。亦如长空游丝，容曳而来往；又如虫网络壁，劲而复虚。右军云：‘游丝断而能续，皆契以天真，同于轮。’又云：‘每作一点画，皆悬管掉之，令其锋开，自然劲健矣。”’这段话可谓是对行书的一段精辟论述。行书作为一种带有实用性的书体，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其主要实用特点是易识，书写相对快捷。但这并不是说，对行书的艺术要求就相对弱一些。实质上，恰恰相反，对其艺术性的要求也是很高的。因为行书之美主要取决于点画和用笔的精美。在宋代四大书家苏、黄、米、蔡中，除了黄庭坚的最高成就在草书，其他三人都是以行书名世的，这就表明行书在宋代是—种很流行的书体，也是很有“艺术”含量的书体。
李建中在宋代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书家，但他也是以行书名世的。同代人朱长文在《续书断》中只将李建中的书法列为“能品”，并称其善笔札，真行尤精。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《贵宅帖》(见图)实际上也是—件行书信札。它纵30.3厘米，横24.2厘米，为纸本，通篇连款字计9行。李建中行书虽以欧阳率更楷书为体势，但在笔势和意趣上是以颜鲁公的行书为圭臬的，鲁公的行书用笔之意可以说被西台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枯笔，纯从《祭侄稿》中化出，像此帖第三行“去未审此来如何”、第六行“货可收拾”及第七行“雅意如何也”，差不多与鲁公之字如出—辙。
此帖用笔苍润精美，气韵冲雅平和，但若与鲁公《祭侄稿》的高古气息相比，贝怯之较远，古人所谓的“书如其人”不谬矣。因为无论如何善学，气质不同，身世不--~，其书之境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。笔者认为西台只是学颜的好手，却不是妙手——妙者，则浑化无迹，渺空四远。对此，西台只能甘拜下风，朱长文将其作品列为“能品”堪为公允，亦不枉西台矣。
李建中(945-1013)，字得中，宋初书法家，京兆(今陕西西安)人，迁居四川。官至工部郎中。因喜爱洛阳风土，曾屡请西京留司御吏台的职务，故人称李西台。书法初宗欧阳询，后宗颜真卿，书体温润车美，遒劲淳厚，气格不减徐浩，为黄庭坚、何子贞等推重。存世书迹有《土母帖》和《同年帖》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