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明文化对周亮工印学的影响

  当我们看到周亮工《印人传》中的革新流派艺术观,即受到之前印论的影响,亦受到同一时期文化的影响,周亮工所处的晚明,个性解放的思潮对诗词、书画都有很深的影响,作为正在茁壮成长的篆刻艺术,亦难免受到了影响。

  这一思潮的早期先驱明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曾在《焚书·杂说》中言道:

  蓄极积久,势不可遏,一旦见景生情,触目兴叹,夺他人之酒杯,浇自己之垒块,诉心中之不平,感数奇于千载。

  其观点是晚明典型而彻底的个性解放,受其影响至深的公安派文学,以“三袁”袁宏道、袁中道、袁宗道为核心,提倡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”。以此来批判和纠正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流弊,复古主义之流弊,在全取古人之道,失去了自身的思辨与时代的变迁。但是在我国文化艺术领域之变革多矫枉过正,是以当以辩证之思维来理解。文学上随后崛起的竟陵派,则针对拟古派的遗神袭貌和公安派的一味变古、矫枉过正的偏颇,而提出自己的艺术观。

  竟陵派认为:诗文气运,不能不代趋而下,而作诗者之意兴,虑无不代求其高。高者,取异于途径耳。夫途径者,不能不异者也;然其变有穷也。精神者,不能不同也;然其变无穷也。

  竟陵派认为谈古人,不当局限于途径上取异,而应求于精神上求变,才称得上是“求古人之真诗”。明代前后七子取径摹拟古人,其弊端在空有轮廓而无灵性;公安派之矫枉过正,在于刻意于古人不同,其结果是留于俚僻。竟陵派的文学理论是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,放之今日依然有所启迪。

  周亮工所处之时,公安派过去而竟陵派正兴之时,所以我们看周亮工在《印人传》中所提倡之革新艺术流派论的核心——“能运己意”与“本色”说,即受到公安派的影响,而更多的具有竟陵派的色彩,与竟陵派之艺术观多有借鉴汲取之处。昨日我们提到的“作印能运己意,能运己意而复妙得古人意,此汉标所以传也。”与“真能取法古人而运以己意者。”都可以看到,取法古人,而不拘泥古人之限制,运己意,显本色,是周亮工印论之意也。

  周亮工对这种印章艺术跟随文学艺术步伐的现象亦是有很深的认识,曾言“明诗数变,而印章从之”的说法,也道出了印章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必受到同期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。这种认识在当时来说,是尤为精辟独到的。

  在他认为漳海黄子环(黄枢,字子环)、沈鹏生以《款识录》文字入印,完全不顾古法,以变文何旧习,类似文学之公安派。而“刘渔仲、程穆倩(程邃,字穆倩)复合款识、大、小篆为一,以离奇错落行之,欲以推到一世,”则可与文学之竟陵派相比。要知道,周亮工认为“时为之欤,亦势有不得不然者”。这是一种很超前的思维,意思是说“变”是客观规律,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周亮工的变革流派艺术观,是以变尽学何震为口号的,曾言:“欲以一主臣(何震,字主臣)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,尽俯首敛迹,不敢毫有异同。”则必然导致“数见不鲜”的陈旧局面。鲜明的阐述了其关于流派变革的立场。

  周亮工盛赞“公安”、“竟陵”一是认同其思想,二也是出于印章“变”的立场。他曾自诩“从流诉源,得其正变者,海内无仆若。”乃是其认识了印章艺术流变的必然规律,这种规律更是“斯制之妙,原不一趣”。故而“惟以秦汉为师,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,师其变动不拘己耳”。“变而愈正,动而不拘。”方为印之道,书之道,文之道。

  亦可以说周亮工的印论是文学竟陵派思想在印学的延伸,亦是历代印学家“入古出新论”的新的诠释。

  结尾,我们为大家带来上文中提到的篆刻家何震、程邃的几方印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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